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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绒战堆: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发布日期:2017/7/11  点击次数:483

 

罗绒战堆  李中锋  邓梦亭

 1.序言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转·宣公12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先秦所著的《尚书·夏书》与《左转·成公16年》中就提出了“正德、利用和厚生”和“民生厚而得正,用利而事节”之概念[3]。

 

《辞海》对于民生的解析是“人民的生计,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

 

中华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一书中将民生解析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当下人们所议民生,其内涵和外缘已经广泛了许多,不仅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而且包含了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等等。

1.1研究内容和对象的界定

广大民众之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的改善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民生改善主题,中国作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使广大国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得到全面、持续的改善。

 

西藏自治区地处世界之巅,被高山重重环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乃至人类生存环境最恶劣、发展条件最艰难的一个地区。时下,中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实施精准扶贫,西藏自治区被国家视为整体连篇的贫困地区,其民生改善的重中更应该置于民众基本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的改善。

 

从西藏的实际看,2014年农牧民占当地人口总量的74.25%[4],其人均纯收入为7359元仅相当于为当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33.4%[5],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尚有近30%的差距。可见,改善西藏农牧区和农牧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应成为西藏民生发展与改善的重点,自然就成为本报告关注的主线。

 

从西藏农牧区的实际看,特别是本研究团队对西藏农牧社区长期跟踪的情况反馈,西藏农牧民同样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将好民生具体总结为“活得更长,挣得更多,吃得更好,穷人更少、闲暇更足”。

 

为此,本报告将基于民生的基本内涵和外缘并结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特别是西藏广大农牧民对民生具体内容的关注和期待,将西藏农牧民的期望寿命、收入水平、餐桌变化、扶贫减贫和闲暇状况界定为本报告研究的核心内容。

1.2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研究方法上,本次研究将主要基于以下“四个结合”。首先是点面结合的方法,也就是个案研究和宏观变迁相结合。第二是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本报告除呈现现阶段西藏农牧区民生状况外,还将分析描述民生历史变迁的轨迹和动力。第三就是主观论述和第三方评价相结合,对于民生状况的分析除给予本研究团队的论据外,还将尽可能引用第三方论者和评论者给予的评价和结论。再有就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本次研究将采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到学科并用的方法,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西藏农牧区的民生现状及其变迁轨迹。

 

为客观呈现西藏农牧区民生现状,准确、科学地反映西藏民生变化的轨迹。本报告之数据及论据除政府统计机构发布的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外,将大量引用本研究团队对西藏农牧区长期跟踪调查所积累的数据、个案以及农牧民对民生变化给予的感受、感知和感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研究西藏自治区开展的扶贫攻坚工作,本研究团队在西藏中部农村选择了春堆村(CD)、路普刚村(LPG)、扎西林村(ZXL)和茶巴拉村(CHBL)四个农村社区作为研究个案,其中前三个社区(春堆村、路普刚村、扎西林村)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贫困社区,成为扶贫攻坚的对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本研究团队每年进驻这四个社区,通过与农户同吃同住这种零距离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避赘述,用图表介绍四个个案之基本情况。

1:四个调查点基本情况(2014年)

 

调查点分布示意图

 

“活得长”——从期望寿命的变迁看农牧民的民生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2.1引言

长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因而期望寿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发展指数之首位指标,一直以来就被作为测度发展与民生状况的重要标准。由于历史上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低,医疗卫生条件长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再加之西藏居民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区,平均含氧量只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5%左右,许多地区曾一度被视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严酷的自然条件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乃至生命构成了极大挑战,包括农牧民在内的西藏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一直在很低水平运行。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5.5岁[6],面对茫茫生存道路上的死亡关,生活在西藏高原上的农牧民对长寿有着更强烈的期盼。为求得长寿,许多藏人以“次仁”(藏语读音,长寿之意)命名,在本研究团队长期跟踪调查的总数不足2000人的四个社区中,名字中含有“次仁”的社区成员不下100人。在西藏东部的康区和藏北牧区,人们相见离别最常用的问候语也是“次仁”。

 

影响一个地区期望寿命的因素众多,并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从世界范围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卫生统计》[7],在收入水平处于中下等的发展中国家中,初生婴幼儿的死亡率及慢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仍是影响其期望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西藏周边国家的情况看,近几年,本研究团队对生存条件优于西藏的环喜马拉雅山国不丹和尼泊尔的山区社区[8]进行了考察。当地卫生官员介绍,在大多数考察的社区,初生婴儿死亡率仍高达50‰—100‰。与此同时,因为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常见病仍是困扰当地民众并导致青壮年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西藏的实际看,据本研究团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藏多个农牧社区[9],对过有育孩经历的100位农牧民老人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老人将初生儿童的高死亡率和常见病无法医治而导致的死亡视当地扼杀生命的两大因素。有老人讲:如果母亲能够顺利生产,孩子在成长阶段又有运气战胜常见的疾病,就会有更多的人活下来。鉴于初生婴儿的高死亡率和常见病引发的青壮年死亡仍是当今世界范围和西藏周边一些国家影响人均期望寿命的事实,更鉴于这个因素被西藏农牧民视为排序最靠前,影响其期望寿命权重最大的两个因素。基于此,本文将以农牧区的婴儿死亡率和农牧民的小病治愈率为研究视角展开讨论。

2.2关于农牧区婴儿死亡率的讨论

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5.5岁,婴幼儿死亡率更是高达430‰。如果没有对西藏农牧区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如此高的婴幼儿死亡率很难令人信服。20世纪90年代初期,本研究团队在藏北牧区和西藏的人口大县——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调查时,就有农牧民经常讲,多生孩子是为了防止孩子夭折,即便有一两个不能存活,但总有几个可以存活下来。一位年逾60的老村长讲,他的母亲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5个。美国人类学家戈尔斯坦和辛西亚·M·比尔于对西藏农牧社区进行过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在其所著的《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节育政策——神话与现实》[10]中也认为,“牧区帕拉、农区拉萨北郊娘热村的田野调查结果也显示: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导致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多育成为农牧民对婴幼儿成活率低、死亡率高的一种补偿,藏区社会也很自然而广泛地对多育给予了认可与鼓励”。

 

据本研究团队跟踪调查的四个调查点的农牧民介绍:民主改革以前,当地社区农户均在家中生孩子,接生者多为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或接生婆。在西藏的许多农牧区,妇女生孩子被视为肮脏污秽的事,孕妇们甚至在牛棚、羊圈里分娩,产妇和婴幼儿的卫生条件、生活条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产后出血、产褥感染、难产等造成的母婴双亡情况非常普遍[11]。四个社区的老人们回忆道,民主改革前,当地农户生3个孩子,一般只能成活2个,其中,初生婴儿的死亡现象最为严重。据此推断,西藏农区和半农半牧社区婴幼儿死亡率大致在33.33%左右。1990—1993年在西藏藏北牧区调查时,据当时健在的许多老人回忆,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当地差不多一半的婴幼儿不能成活。照此计算,民主改革前西藏牧区的婴幼儿死亡率可能高达50%左右,如此高的死亡率骇人听闻,如果不是亲耳从农牧民口中听到,着实难以置信。

 

鉴于西藏人口基数小且地广人稀,再加之西藏历史上婴幼儿的高死亡率。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给予了西藏自治区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对西藏的少数民族居民实行“一孩政策”,西藏的农牧民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生育数量。但在此时,西藏农牧区婴幼儿的死亡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在藏北等高山牧区,牧户告诉我们,牧民生孩子,很少去医院,仍沿袭传统的方法,只有遇到难产和其他生育危险时,才去医院。生育5个孩子,其中的一个仍然很难成活,且大多死于初生阶段。据此,牧区婴幼儿的死亡率仍可能高达20%。在四个农区和半农半牧观察点,据社区成员介绍,当时生育第一胎的妇女,多数去医院分娩,但有成功生育史的妇则很少去医院分娩。据社区成员估计,社区每养育8个孩子,差不多有1个夭折于婴幼儿阶段。据此推断,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大致为12.5%。

 

2009—2014年期间,本研究团队在走访藏北牧区安多县、那曲县时,绝大多数牧户讲,如今牧区妇女生孩子,没有生育经验的妇女大多选择去医院分娩,但有生育经历的妇女,多数仍在家里分娩。据牧民估计,养育100个孩子,90个以上能够长大成人。由此推断,牧区婴幼儿的死亡概率应该小于10%。2014年,本研究团队在四个农区研究点调查时,据农户反映,如今,产妇如果需要住院分娩,政府提供免费接送,住院费不仅给予全额报销,而且还要给予补助,正常分娩补助100元,难产补助300元,难产又是困难户的可领补助500元。此外,对住院分娩的农牧区产妇,政府还要发放生活日用品及婴儿服。据西藏卫生机构发布的消息,2014年,西藏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已达到85%[12]。在四个社区的调查显示,2010—2014年期间,90%以上的产妇选择去医院分娩。社区成员比较一致地认为,正是妇女住院分娩率的大幅度提高,大大提高了西藏婴儿的成活率,从2009—2014年的5年里,所在社区农户家里还没有发生一起婴幼儿死亡的案例,只是户籍在本村,生活在高山的牧户家里有极个别婴幼儿死亡的例子。四个村长比较一致地认为,如今生100个孩子,除1到2个外,基本能够成活。照此推断,这些农村社区的婴幼儿死亡率应该在2%以下。这一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西藏医疗卫生机构公布的19.97‰的婴幼儿死亡率这一数据经得起检验。

2.3关于常见病导致农牧区青壮年死亡问题的讨论

在西藏农牧区的长期跟踪调查中注意到,农牧民就影响寿命讲得较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没有条件治愈小病,以至于常见病变大病,大病无法治愈而死亡。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西藏仅有8所医院和174个病床,且位于拉萨等大中城镇,广袤的农牧区就没有1所医院。农牧民一旦染病,既没有医院可以医治,更缺乏经济能力和交通条件去拉萨等大中城镇治疗,患者只能靠自身的抵抗能力与病魔抗争,再就是去寺庙或请僧侣念经消灾。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藏农牧区调查时,就有许多从旧西藏走过来的老人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已是幸运,当时得病,没有医院,没有钱,只能等死。与我们同时代出生和成长的许多人,三、四十岁就因为患肺结核、胆囊炎、胆结石、盲肠炎等现在完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英年早逝,有的患者活活被小病痛死。据四个社区和藏北牧区的老人们回忆,旧西藏时期,当地患上述常见病的成员当中,10个人当中,只有6—7个人可以扛过去。可见,在旧西藏时,小病在农牧区导致的死亡概率应该应该在30%—40%左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的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藏各县已经拥有至少一所综合性医院,除少数边远牧业乡外,90%以上的乡拥有卫生院。从西藏统计局机关公布的数据看,1985年西藏的医院、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和病床数量分别达到525个和4580张,较1958年分别增加了65倍和26倍。从这一时期实地考察的情况看,社区成员普遍反映,县乡医院的医生和拥有的医疗设备基本可以诊断和医治诸如肺结核、胆囊炎、胆结石和阑尾炎等常见病。但在当时,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尚未建立起针对农牧区的医保体系,农牧民看病除了国家的补贴外,需要自己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再加之当时西藏农牧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有限。在患常见病的社区成员中,仍有一些患者怕花钱,采取拖一拖、忍一忍的态度,期望通过自身的抵抗能力将疾病扛过去。实在拖不过去才去医院医治。由于离社区不远的县乡已具备了相应的医疗条件,一旦小疾不愈,疼痛难忍,患者就会被送去医院医治,被治愈的概率就大大增加。即便这样,难免会有个别患者因小病不及时治愈拖成重疾,终致死亡的案例。据当时的社区成员估计,100个小病患者中,差不多有5—6个因小病不治,最终演变为重疾而不治身亡。而在藏北牧区得到的答案是100个患者中有7—8个死亡。据此推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西藏改革开放的初期,农牧民反映较多的因小病而导致死亡,在农区发生的概率在5%—6%之间,在牧区发生的概率应该在7%—8%之间。

 

2009年,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要在西藏全面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换言之,中央决定借助中央的财力和全国其他省区的对口支援,尽快改变西藏农牧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2014年,也就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召开第5个年头以后,再回到四个社区,情况较过去发生了变化。首先,每个行政村均建立起了村医务所。每天都有村民在医务所取药、打针和打点滴。社区反映,村医务所虽不能够治愈大病,但对付发烧、咳嗽和拉肚子等`s\4l V)E`s\4题,更重要的是,现在一旦发生小病转重疾的征兆,医务所的医生就会提醒村民前往大医院就诊,县乡医院、尤其是县中心医院可以治愈肺结核、胆囊炎和阑尾炎这些过去经常导致死亡的常见病。其次,从1997年开始,西藏开始建立和推行政府主导,个人自愿参加,政府、集体和个人多方筹资,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其中,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合作医疗经费的50%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先后11次提高了西藏农牧区居民医疗补助标准,特别是2010年以后每年提高一次,2014年已达到了年人均380元[13]。从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为农牧区每位农牧民投入10元保费购买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农牧民发生的住院和特殊门诊大额医药费用超过农牧区医疗最高支付限额的部分,实施大病补充医疗保险100%赔付、上限7万元,加上医疗报销限额6万元,农牧民医疗报销限额达到了13万元。

 

目前,四个社区的所有成员均志愿加入了合作医疗体系,据社区成员介绍,目前每人每年缴费20元,即可享受到一年最高6万元的医疗报销保障。不仅如此,从2005年开始,针对农牧区五保户以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因患大病个人承担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两类人员,西藏地方政府借助中央政府的财政拨付,建立了单独的农牧区医疗救助体系。用社区农牧民的话讲:“现在最穷的人也能看病,再重的病也看得起”。

 

据四个社区成员估计,如今小病不治,最后演变为不治之症而死亡的概率为1%—2%。在藏北牧区,这一死亡概率大致为4%—5%[14]。无论农区或牧区,其原因大致相同,多为患者起初对小病不重视,不去医院看病检查,认为扛一扛就能挺过去,以至于病情恶化而死亡。

2.4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s\4l V)E`s\4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西藏的婴幼儿死亡率大大下降,其下降程度见表1:

表1:不同时期西藏婴幼儿死亡率情况

农区婴幼儿死亡

概率

牧区婴幼儿死亡

概率

婴幼儿死亡率

数据来源

第一手调查资料

第一手调查资料

政府相关机构

1959

333.3%

500

430[15]

1985

125

200

91.80[16]

2014

10

20

19.97[17]

上表是对三个重要历史时期西藏婴幼儿死亡率的统计。基于农牧民提供的经验数据,西藏农村和牧区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非常明显。从纵向上看,2014年与民主改革前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农区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32.3和115个千分点;牧区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更是分别高达480和180个千分点。“活得长”这一西藏农牧民最大、最强烈的愿望从其出生开始就得到了更好的兑现。面对婴幼儿存活率的大幅度提升,西藏年轻一代农牧民做出的一个重要反应就是减少生育的数量。在四个社区中,20—40岁夫妇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没有超过3个。当被问及最佳生育数量时,90%的回答者选择了2个。当被问及对生育安全有无担忧时,90%以上的年轻夫妇的回答是,如今有医院和医生,如果生不出来,可以做手术,没有担忧。

在度过了婴幼儿存活关后,人们在其生命过程中还要面临各种风险的考验。其中,农牧民认为影响寿命的另一个挑战就是能否度过小病关。表2是我们借助实地调查得到的经验数据,对不同时期农牧民反映强烈的小病不治,导致死亡的情况做的小结。

表2:不同时期西藏农牧民患小病死亡的概率

农区

牧区

民主改革以前

30%—40%

30%—40%

1985年前后

5%—6%

1%—2%

2014

1%—2%

4%—5%

根据农牧民的经验数据,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农牧民一旦患阑尾炎、肺结核、胆结石和胆囊炎,乃至感冒发烧这样的普通疾病,其死亡概率高达30%—40%。西藏进入改革开放的1985年前后,概率已分别下降至5%—6%和7%—8%,与民主改革前相比,降幅分别高达25个和23个百分点以上。2014年这一死亡概率已分别降至1%—2%和4%—5%,又较1985年前后分别降低了4个和3个以上的百分点。西藏的发展和变迁能延民之寿命,解民之痛苦,避免悲剧重演,这本身就是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西藏农牧民生计得到改善的有力证据。

虽然有众多因素影响人类的期望寿命,但在西藏历史上,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和小病导致的高死亡概率是长期困扰西藏农牧民实现“活得长”期盼的两大因素。为帮助农牧民解除困扰,中国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进针对西藏农牧区的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加,西藏借助中央财力的支持和其他省区的对口支援,建立了涵盖95%以上农牧民的合作医疗制度,针对农牧民弱势群体建立了医疗补贴和救助体系,为鼓励农牧区产妇住院分娩给予了特殊的优待和服务。“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计划投入40亿元支持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重点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以及藏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西藏已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全区城乡的藏医、西医、中医相结合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一村一卫生室”的目标。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持续覆盖全区农牧民群众。所有这些,极大改善了西藏农牧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得农牧区婴幼儿和小病死亡的概率得以大幅度下降,农牧民产妇的住院分娩率大幅度提高。2014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均期望寿命为68岁,较民主改革时期的35.5岁提升了近一倍,较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58[18]岁又增长了10岁。农牧民从民主改革前没有医院和没有钱看病,到西藏改革开放初期有医院看病,但还没有充分财力看病,到如今身边有医院,看病有基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13年夏季,正在西藏访问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申英秀(ShinYoung-soo),在与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会谈时也感慨道。“通过此次访问,深切感受到西藏自治区在地广人稀的特殊条件下,为促进人民福祉,改善人民健康付出了艰辛努力,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他们深受感动”[19]。

表3是环喜马拉雅地区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自然条件相对更差的西藏,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名列前茅:

表3: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周边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比较[20](2012年)

中国西藏

尼泊尔

印度

不丹

巴基斯坦

68

68.8

65.4

67.2

65.5

2013年,来自南亚印度和尼泊尔学者在西藏实地了解了西藏农牧区的医疗卫生和农牧区的人口发展状况后感慨道,西藏20‰的农村婴幼儿死亡率和5%小病死亡概率,远远低于生存环境相对较好的多数环喜马拉雅山地国家。能够在西藏这样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做到这个程度,难能可贵,其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泛喜马拉雅山国家和地区借鉴并学习。

 

“挣得多”:从收入变化看农牧民的民生状况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3.1关于农牧民收入水平的讨论

收入是民生的源泉和基础。民主改革以前,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对农牧民收入状况进行过统计,更未发布过当相关统计数据。当时,西藏农牧民之收入除依靠传统的农牧业和少量的家庭手工作坊外,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可以依靠。加之地理上的封闭,基础设施的极度匮乏及农牧民需要承担沉重差役,使得农牧民收入水平处于非常低下的境地。根据当时可以查到的粮食产出和牲畜数量,并结合上世纪80年代对农牧区许多健在老人的咨询,1959年农牧民的各种人均纯收入之价值总和大致停滞在80元人民币。之所以用“价值”形容,是因为现金收入微乎其微,基本为来自农牧业的各种实物收入。之所以用“停滞”,因其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如果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收入可能多一些,如遇灾年,收成下降,维持生存也困难。无论如何,人均80元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如何维持基本生计的确难以令人信服。许多老人回忆道,旧西藏时期,除了依靠来自农牧业的收成维持生活外,乞讨也是维持生活的一个办法。每年均有社区成员外出乞讨,遇到灾年,成群结队外出乞讨成为常态。

 

1959年西藏实现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开始关注、统计和发布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下图是据《1990—2015年西藏统计年鉴》整理的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图##:1959—2014年主要年份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情况(单位:人民币元)[21] 

 

 

 

从示意图中可以看到,2014年,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7471元,较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开始时期增长了93倍,较1985年自治区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6.2倍。

 

1959—1985年期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以5.9%的速度稳步增长。从1985年到199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6年里,增速稍有下降,但也保持了4%的增速。1990——1995年,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经历了短暂的一个低增长周期,期间,年均增幅只有2.1%。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农牧民收入增幅的下降和增收乏力的状况,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展了旨在增加农牧民收入和减轻农牧区贫困程度的“扶贫攻坚”工作,将农牧区的减贫工作作为西藏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和西藏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2000年开始,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进入了强劲的增长周期。2000—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幅达到12.01%。2010—2014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5.9%,超过同期全国同一指标13.12%近3个百分点,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增长阶段。  

3.2关于收入结构及其变化

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经济发展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产品经济阶段。第一,除了传统农牧业和少量的家庭手工业外,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当然也就没有其他收入。第二,农牧业收成好坏完全受制于耕地和草地的原始承载能力和天气状况。第三,自给自足安排生产活动,实在生产不了或产量不足的产品,通过物物或劳物[22]交换互通有无。除了拉萨这样的中心城镇外,农牧区的交换活动很少用现金为媒介,农牧民的收入形态呈现出现金收入比例极其低下的状况。根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在上世纪50年代所做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和本研究团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做的西藏农牧区经济状况调查显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前夕,农牧户的纯收入构成中,现金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没有超过5%。从1985年开始,自治区统计机编撰的《统计年鉴》不仅每年发布农牧民的收入状况,而且对其来源构成也有涉足。根据1985年和2014年农牧民纯收入的来源及农畜产品的商品率,可以描绘出三个重要时期西藏农牧民现金收入与实物收入的比例及其变迁(见图&&&)。

 

 

 

 

当前(2014年),现金收入在西藏农牧民纯收入中的比例为65%,较民主改革时期5%的比例提升了60个百分点,较改革开发初期40%的比例提升了25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说明,或者是西藏农牧区农畜产品的商品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或者是农牧业传统产业以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或者是两种情况皆而有之。无论是哪种情况,均被现代经济学人认定为积极的变化,被社会学家认定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农牧民纯收入来源及其变化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统计机构将农民的经济收入分为四类。以劳务收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的农牧业和其他产业所得的经营性收入,对外投资和财产租赁等取得的财产性收入和政府给予的扶持、补贴救助等产生的转移性收入。下图是基于实地调查和政府统计机构发布的《统计年鉴》绘制的三个重要时期西藏农牧民收入来源示意图[23]

 

 

 

 

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民的收入形式为实物外,收入来源也非常单一,95%以上的收入依靠传统的农牧业,农牧业以外的而收入不足5%。1985年,西藏农牧民收入构成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经营性收入在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由1958年的95%下降到1985年的73%,出现了22个百分点的降幅,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7%,政府的各种补贴、扶持给予农牧民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0%。尽管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牧民的主要收入仍然依靠家庭经营的农牧业,但在实地调查注意到,农牧户的经营性收入中,大致有10%—15%的为农牧户经营的运输业、服务也和建筑业等所给予。扣除这部分收入,此时,农牧民收入真正对传统农牧业的依存度大致为58%—63%,从几乎完全依赖农牧业过度到了主要依赖农牧业的时期。

 

2013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和14%,分别较1985年增长率了5%和4%。尽管此时经营性收入的比例仍高达64%,但其中20%—25%的收入来自农牧户经营的运输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扣除这部分收入,2013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9%—44%依靠传统的农牧业。换言之,当前西藏农牧民的收入从主要依赖农牧业传统收入过度到了主要依赖新兴产业赋予的现代收入的新时期,西藏农牧区也开始从传统农牧社会进入到了多业并举的现代社会。

 

3.3政府与西藏农牧民的增收

 

在西藏这样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边远民族省区,因自身的发展能力十分有限,长期以来不仅重大建设项目的资金基本依靠中央政府的投入,地方日常性财政支出的九成以上[24]也依靠中央的补贴。在西藏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里每花的10块钱里,9块多来自中央”。因此,中央的财政补贴和项目支持对西藏未来的经济增长、生计改善特别是农牧民增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根据对三个不同时期[25]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鼓励农牧民增收的相关政策进行简单梳理后发现,“十五”时期,自治区对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定位为:“引导农牧民走出传统种养业,大力开展以劳务输出、农产品加工、资源开发、服务业为主的二、三产业,培植农牧民增收新亮点。继续把劳务输出作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加强组织引导,建立健全输出联络机构,开辟劳务市场”[26]。可见,这一时期的政策定位主要着眼于对农牧民增收的“组织引导”和“疏通渠道”。

 

进入“十一五”以后,自治区层面的政策定位除继续强调“组织引导”和“疏通渠道”外,还于2007年10月下发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牧民增加收入的意见》[27]的文件。该文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于以工代赈、农房改造、乡村公路和其它适合农牧民参与建设的工程,原则上要交给农牧民施工队伍承建”。

 

进入“十二五”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再度强化了对农牧民增收的政策扶持力度。用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的话讲,促进农牧民增收是当前西藏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除继续加强对农牧民增收的“组织引导”、“疏通渠道”和“亮点培育”等外,现在最实的一条政策措施就是要求在西藏承接政府工程的甲方必须将农牧民能够干的工作和工种统统交给农牧民。与此同时,政府还给予了农牧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领域许多新的优惠政策,并把这些政策印制成藏汉两种文字的海报和《明白卡》,张贴于农牧区每一个村委会,分发到了所有农户家里。让农牧民了解政策的同时,促请农牧民监督各级政府对政策的落实状况。

 

由此可见,“十二五”时期,西藏对农牧民增收的扶持力度从纵向看前所未有,如在全国范围做横向比较,很难有那个省区对其农村人口的增收政策扶持力度可以超过西藏自治区。

 

本研究团队于2011年和2012年就西藏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对西藏的农牧区和诸多在建工程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走访过的数十个行政村和数百个农户那里,无一例外的看到了政府送达的明白卡。识字的多数户主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已做到了心知肚明,而那些不识字的户主中,近60%对明白卡的内容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在当地西藏投入最大的在建工程——拉日铁路[28]沿线的多个建设工地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80%成以上的建设者为工地附近的藏族农民工。据工程承包商讲,工程上马伊始,政府相关部门就要求甲方将农牧民能够做的工程统统交给农牧民,且将这一条款写入了承建合同。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甲方尽可能接收农牧民提供的工程建设所需的机具。以位于拉日铁路建设沿线的拉萨市曲水县查巴拉为例,2012年该村的汽车拥有量从2009年的30辆增加到了2012年的67辆。所增加的这部分大多为载重卡车、翻斗车,此外还有4台大型装载机。据工程甲方一位负责人员介绍,由于工程建设用不了这样多的车辆机具,该村农户自己进行排队,轮流承担工程。

  

3.4简短结论

 

基于上述对西藏农牧民可支配收入的变迁轨迹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农牧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支付基本的温饱需求,许多农牧民不得不借助乞讨和借贷维系基本的生存。1985年西藏实施公告开发的那个时间点,农牧民的食物收入基本可以满足果腹之需求,而且有少量现金收入用于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此时,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2014年以后,大多数西藏农户的实物性收入,特别是粮食收入不仅可以满足果腹之需求,而且已有大量粮食用于储存或是销售。其人均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虽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得到国家多方面的补贴,其现金收入不仅可以满足用于基本生产、生活用品的需求,而且有一部分富余现金用于支付超越基本需求的需求。比如,在各个调查点,100%的农户拥有电视机,100%的农户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话,70%的农户拥有电冰箱。60%以上的农户拥有拖拉机,50%的农户拥有摩托车,10%的农户已经拥有汽车。

 

此外,从1990年开始,各个调查点已经无人外出乞讨,每百户年均外出乞讨发生的概率已经从民主改革前的50%下降到1985年的5%。直至当前0%的水平。换言之,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大多数农牧民的生计用穷困潦倒加以描述是不争的事实,其程度可谓日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仅如此,为了生存,他们中有近一半人口就像从旧西藏走过来的老人们叙述的那样,“不得不将脸装进糌粑口袋,外出乞讨”,过着没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而如今,西藏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用外出乞讨,真正过上了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吃得好”:从粮袋、餐桌看西藏农牧民的民生变迁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4.1引言

 

民以食为天,人之生存第一要素就要有食物果腹。忆往昔,中国在短缺经济的年代里,“吃”对百姓而言是天大的事情,中国人挂在口边最常用的问候语就是“吃没有?”。纵观世界,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民在为营养过剩而导致的疾病所困扰,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至今仍处于在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的生存道路上。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4年发表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9]报告显示,目前全球饥饿人口超过8亿,其中的5.26亿就生活在亚洲。换言之,当今世界,每9个人中就有1人长期处于饥饿状况,而在亚洲差不多每7个人中就有1人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从中国的情况看,虽然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处于中下等水平,本届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于2020年使国家实现全面小康,小康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和最重要的一大任务就是要使老百姓的粮袋鼓起来,餐桌上的品种多起来。从西藏自治区的实际看,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西藏长期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一个行政区域,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在全国开展扶贫攻坚工程时,西藏自治区被中央政府认定为全国唯一集中连片的贫困省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农牧区。鉴于西藏农牧民的粮袋和餐桌不仅关系到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西藏各族儿女的生计安全,而且直接影响着西藏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特别是当前,离2020年不到5年光景,在这个时间节点以西藏农户的粮袋和餐桌为视角,再度研究和分析西藏农牧民的生计变迁及其相关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4.2从粮袋看温饱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1951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134150公顷,粮食总产量为153200吨[30],当时的人口总量为100万左右。照此数据,西藏和平解放初始,人均耕地面积为2.01亩,单位亩产仅为76公斤,人均年生产粮食仅为153.2公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的旧西藏,粮食收成中很大一部分需要交与耕地的占有者——三大领主[31]。从许多已有资料看,土地耕种者交与土地主人的地租均占总收成的50%以上[32]。由此推断,当时农户每日人均可支配粮食不足半斤(250克)。

 

从社区调查反馈的情况看,1959年以前,四个社区人均耕地面积大致在2亩左右,正常年景的青稞单产为5“藏克”[33]左右,人均生产粮食仅有140公斤,扣除地租后,农户人均每天可支配粮食就仅有250克上下,从旧西藏走过来的许多老人讲。“糌粑吃没了,就把脸装进糌粑口袋,外出乞讨”。1959年以前,每每青黄不接之时,四个社区中就有两个社区集体外出乞讨,难怪当时拉萨市一半的人口是来自各地的乞丐。可见,旧西藏时期,多数百姓食不果腹,乞丐遍布各地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省区,西藏自治区于1985年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经过此次改革,西藏农牧区的生产关系从旧西藏的生产资料神权占有时代和文革时期的公有时代,过渡到了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农牧户占有的新时期。不仅如此,中央政府率先在西藏取消了各种农牧业赋税,西藏农牧民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批不交“皇粮“的农民。这就意味做西藏农牧民在自己土地和草原上耕作与畜牧,所得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完整归属农户自己。

 

1985年西藏的粮食单产达到91.3公斤/亩,当年人均粮食产出为267.9公斤[34],考虑到西藏农牧民享有的零赋税政策,西藏居民每天实际可支配粮食为0.74公斤(740克),是1951年人均每天可支配粮食的3倍。根据1989年的实地笔录,四个社区青稞平均单产在7藏克(98斤)左右,日人均可支配粮食为0.8公斤(800克)。根据当时社区农牧民的经验数据,人日均0.6公斤粮食就够吃饱的标准,西藏进入改革开放之初之际,农牧民的实际可支配粮食跨越温饱线不久。四个社区有近10%的贫困户仍处于口粮不足的境地,需要依靠政府的救助维持生计。

 

目前(以2014年的统计为准),西藏的粮食总产量为94.9万吨,粮食单产已达364.5公斤/亩[35],农牧民人均粮食产出为798.68公斤,人均每日可支配粮食为2.19公斤(2190克)。根据每日人均0.6公斤可以吃饱的标准,西藏农牧民不仅完全可以吃饱,每人每年余粮达616.1公斤,占其收成的三分之二。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仅粮食一项就可为农牧民带来每天近10元(合1.6美元)的收入。从四个社区的实际看,2013年青稞平均单产为15藏克(210公斤),人均粮食产出达到820公斤,人均每日可支配粮食接近3公斤。除10%左右的相对贫困的农户家中无更多存粮外,其余农户家中的存粮普遍超过千斤,其中40%左右农户库中存量超万斤。虽然粮食作物连年丰收,然农户很少出售粮食。究其缘由,一是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就有农户讲,地中的粮食看得见,但不一定进得了仓,库中的粮食不仅看得见,而且进得了肚。二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由于粮食供给充足,粮食价格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与此同时,畜肉和酥油等畜产品之价格却在急剧攀升,再加之农牧结合和农牧互补是西藏农区的基本特点,农户更愿意将余粮用于饲养牲畜,将粮食转化为畜产品。三是美好生活需要装点和表现,就如农户所言,“生活就是吃穿,日子要好过,青稞要满仓库,厨房要有红铜水缸,橱柜要有大大小小的铁锅,卧室和经堂要陈设花花绿绿的织品,这表示生活红红火火”,自己看到舒服,别人看到羡慕”。

 

 

4.3从餐桌看温饱质量

 

西藏位居青藏高原腹地,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且聚居度最高的一个民族自治地区,千百年来,藏民族形成了鲜明具有高原特色的餐饮习惯。下表是根据实地调查,对三个重要历史时期调查点中等农户一日三餐的一个介绍。从中,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西藏农村的餐饮习惯及其变迁。

 

1959年、1989年和2014年调查点典型中等收入农户每日三餐概括

 

1959

1989

2014

 

早餐

酥油茶糌粑(每周可喝上一顿酥油茶)

酥油茶糌粑

酥油茶糌粑馍馍

 

午餐

糌粑清茶(每周左右用菜籽油炒一两个素菜,以土豆、白菜为主)

糌粑清茶(用菜籽油炒一两个素菜菜,以土豆、白菜或粉丝为主)

 

每5—7天做一顿米饭,

煮米饭,用菜籽油炒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做一个汤菜,饮用酥油茶

 

晚餐

糌粑或煮面疙瘩,加萝卜,少许干羊油,喝清茶

煮面疙瘩或挂面,加萝卜,少许干羊油或干肉,喝清茶

煮面疙瘩或挂面,加蔬菜、干肉和羊油,喝酥油茶

 

 

从上表看,历史上西藏农牧民餐桌上的主要内容为糌粑,茶和面食,辅之以少量的蔬菜和肉食。大约有不从事农耕的30万纯牧民,食品以糌粑、奶制品和肉食为主,很少食用蔬菜,维生素来源主要依赖血肠和家畜内脏。西藏改革开放前,蔬菜品种除土豆、萝卜和白菜(大白菜、小白菜和圆白菜)所谓的高原三大名菜外,其他精细菜种非常有限,尤其在漫长寒冷的冬日,西藏农牧民包括干部职工的餐桌上,基本只有冬储的“高原三大名菜”。上世纪80—90年代,许多来内地出差、探亲回藏人们行囊里装的是大包小包内的蔬菜。

 

1981年,西藏自治区统计机关第一次将蔬菜纳入《西藏统计年鉴》的统计范畴,当年的蔬菜产出仅有26085吨,人均年蔬菜生产量仅为14公斤,每天可消费量仅为38.4克,不足1两。1985年,西藏的蔬菜产出仅为60244吨,虽较1981年增加了165.1%,但人均年蔬菜占有量也仅为30.2公斤,平均到每天,可消费的蔬菜仅有82.7克,不足2两。由此可见,西藏改革开放以前,农牧民餐桌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蔬菜品种的单一和维生素含量不足。膳食结构长期以往势必影响健康,这应该成为历史上,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前影响西藏居民体质,影响期望寿命的一个缘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内地进进藏务工人员的增加,面对蔬菜种植蕴含的巨大商机,内地农民开始租赁当地耕地或与当地农户合作兴建蔬菜大棚,种植各种精细蔬菜。2014年,西藏各种蔬菜产出达669918吨,较1985年增了11倍。当前,市场上各种蔬菜,包括被称之为细菜的各种蔬菜已是琳琅满屋,我国北方市场上能够见到的蔬菜在西藏市场几乎应有尽有,高原“三大名菜”当家作主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西藏人均年生产蔬菜为223公斤,每人日均可支配蔬菜为620克。根据相关学者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结果,我国居民每人每日的蔬菜摄入量为为276g(城市居民252g、农村居民286g)。鉴于西藏每人日均可支配蔬菜占有量已达620克[36],因此,在理论上,西藏居民,包括农牧民每人每日的蔬菜摄入量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已成为可能。

 

从四个调查点的具体情况看,2013年一个中等农户每天每人的蔬菜消费大概在半斤,即250克左右。土豆、白菜和萝卜“三大传统名菜”与细菜消费量基本各占半壁江山。其中,三大名菜主要采自农户自家的菜园,青椒、芹菜、花菜和西红柿等细菜主要通过附近城镇农贸市场购买。根据80年代后期的实地笔录,1985年四个调查点中等农户的人均日消费蔬菜在2两左右(不包括土豆),即100克,蔬菜品种基本为传统三大名菜。据当时的老者回忆,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四个村中等农户的日均蔬菜消费量仅为每日1两(不包括土豆),即50克(未计野菜),大多数农户都要依靠野菜充饥。

 

1978年肉类正式进入《西藏统计年鉴》统计范畴,当年西藏的肉类总产量仅为4.71万吨,1985年和2013年的肉类总产量分别为7.04万吨和29.21万吨。2013年西藏农牧民日均可支配肉类为336克,较1985年的85克和1978年的111克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1985年以后,牲畜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完全归属农牧户,生产的肉类当然归农牧户占有。当前西藏人均日产出肉类达到336克,远远大于当前国内人均日禽肉类消费量79克。

 

谈及历史上普通农牧民的肉类消费,我们清楚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四个社区的许多老人讲,1959年以前,农牧区牲畜基本为寺院、官人和贵族所有,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块的吃过肉,1年一个普通农民最多能够吃到5—10斤肉,而且多以主人吃剩下的骨头为主。照此说法推算,旧西藏时期,一个普通农民的人日均肉类消费量不超过10克。

 

根据1989年的实地笔录,1984年西藏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农牧民拥有自己的牲畜以后,1985年四个社区中等农户每年平均能够宰杀1头偏黄牛,1头猪和2只羊,总重量在90公斤[37]左右,平均到人头,人均日消费肉类在50克左右,即1两。那个时候,市场的肉类供给还欠充分,农牧民手中也没有更多现金用于肉类消费,农户的肉类消费基本依靠自给。

 

目前(2014年),四个社区中等农户屠宰的自养牲畜数量与1985年时期基本持平,但随着农户现金收入的增加,屠宰费用需要用现金支付,而不再是牲畜头颅和内脏,牲畜头颅和内脏已成为农户的盘中餐,农户消费的自产畜肉因此增加了10公斤左右。与过去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农户已开始大量从市场购买肉类以补自产畜肉的不足。目前四个社区中等农户从市场购买的肉类数量基本与自产畜肉的数量持平,品种多为价格较为便宜的猪肉。如今,加上自产肉和购买肉,四个社区一个中等农户平均一年要消费200公斤肉类,人均日消费量大致为100克,即2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原因,西藏农牧民很少食用除牛、羊和猪肉以外的其他肉类。然而,在旧西藏和文革时期,就有LZ社区的个别成员用“沃朵”[38]射杀黑颈鹤并烹而食之的事情。在LBG社区,文革期间就有社区成员用炸药炸鱼并烹而食之的案例。

 

酥油是又一类西藏农牧民乃至藏民族餐桌上重要的食物,且被藏民族视为最具营养,最赋能量的高能食品。酥油除用于制做酥油茶外,也常用来拌糌粑、拌米饭、炸果子、炸奶渣和炸蔬菜等。据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四个社区老人的回忆,民主改革前,不要说酥油茶,就是清茶也不是顿顿有保障,普通农户一周也难喝上一顿酥油茶[39],人均一年可消费的酥油数量不超过0.5公斤,即500克。照此经验数据,人均日消费酥油不足2克。1984年西藏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以后,多数农牧户拥有自己的奶牛,自产的酥油在内的奶产品完全归属农牧户。1985年四个社区月人均酥油消费在0.5公斤左右,即500克上下,日消费酥油17克左右。目前(2014年),四个社区农户人均酥油消费量在1公斤左右,其中近500克从市场购买,人均日消费酥油为34克上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在全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40]时期,从政府到学界制定了多种多样的脱贫指标。西藏农牧民对其经济状况也有许多自身的测度方法,比如,多数农户认为,只有那些经济状况最好的富裕户每天三餐才能够喝上酥油茶。经济状况中等的农户早餐能够喝上“真酥油茶”,午晚餐能够喝上用金鹂牌酥等其他“假酥油”制做的酥油茶,贫困户的日子只能是顿顿糌粑,餐餐清茶。如果用当时老百姓的这个测度标准看西藏农牧民今天的生计,即便是贫困户,不仅吃得了饱饭,三餐还能喝上酥油茶,从四个社区老百姓自身的感受而言,农牧民已经告别了过去贫困的日子。

 

此外,从现阶段农户餐桌上的膳食内容看,大多数中等农户讲,现在人均每天要食用500克左右的蔬菜,50克左右的鲜肉。而在西藏改革开放的初始,人均每天的蔬菜食用量也就50克左右,且已高原三大名菜为主,10天半个月才能吃上一顿肉,且已自存的风干肉和风干牛羊由为主。

 

4.4小结和评述

不同时期四个社区对主要食物的可支配占有量和消费情况

食物品种

1959

1985

2014

备注

可支配粮食(克)

∠250

800

3000

日均消费蔬菜(克)

50

100

250

日均消费肉类(克)

∠10

50

100

日均消费酥油(克)

∠2

17

34

基于以上研究并结合上表,本报告就西藏自治区三个重要时期农户的粮袋及餐桌的变迁有如下结论。

农户人均可支配粮食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安全已趋于充分保障。上表显示,受调查社区农户的实际日均可支配粮食已从1959年的不足250克增加到1985年的800克,增加幅度为3.2倍。2014年农户的实际日均可支配粮食更是高达3000克,分别较民主改革以前和改革开放时期增加了12倍和3.75倍。农户的基本口粮从民主改革前的不够糊口,到改革开放时期基本能够果腹,过度到了现阶段果腹有余,家中存放上万斤粮食的农户不再是少数。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借助国家的支持,四个社区乃至西藏大多数农区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灌溉设施,再加之农业防灾抗灾体系的建立和农业科技手段的引入,即便面对连年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极端气候,西藏粮食取得了连续17年丰收,2015年西藏粮食产出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许多农户讲,三年不下雨,粮食也有吃。可见,西藏的粮食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餐桌内容更加丰盛多样,营养搭配趋于科学合理。调研结论显示,农户日均蔬菜、肉类和酥油的消费量较改革开放时期分别增加了2.5倍、2倍和2倍,较民主改革以前分别增加了5倍、10倍和17倍。农户日常餐饮从民主改革前的顿顿糌粑、面疙瘩和清茶为主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常有肉吃,天天有蔬菜,早餐有酥油茶,过度到目前天天有肉、有菜、有米饭,顿顿有酥油茶。尽管农户一如既往的偏好土豆、白菜等过去的高原名菜,但西红柿、花菜、青椒和芹菜等过去餐桌上的奢侈品已成为平常农户的家常便菜。农户虽然仍旧依靠血肠,牲畜内脏等获取维生素,但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已被蔬菜,尤其是新鲜蔬菜和水果替代。蛋白质的获取除仍旧依赖酥油外,肉类和其他类制品也成为摄入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可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目前3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藏农牧民的膳食结构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内容和结构在悄悄发生变化,摄入食物的营养搭配趋于合理,人民的体质更加健壮。从1990年至2010年,本研究团队对西藏农牧区教学点三年级10岁孩童的身高体重做了连续20年的测量。20年里,西藏最基层农牧民10岁孩子的身高平均增长了5厘米,体重增加了5公斤。

食物来源趋于多元化,食品安全有充分的保证。改革开放以前,西藏农牧民餐桌上的食品来源非常单调,主要依赖自给自足。随着市场的开放,食品生产和供给的丰富以及农户经济收入的增加,当前西藏农户的食品来源已趋多元化。农户所消费的粮食、蔬菜和肉类总有近50%来自市场,其中不仅有本地蔬菜大棚生产的各种细菜,还有来自祖国内地的大米、猪肉,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饮料等。此外,西藏农牧民消费的食品中还有一类是国家的专供产品。考虑到历史上西藏农牧民所食之盐缺乏碘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为农牧民提供加碘食盐和茶叶,在西藏农户仓中,除了大包大包的余粮,还存有大量小包小包的食盐和茶叶。

西藏位居世界之巅,这里的大气、土壤和水源基本处于没有污染的原生状态,西藏可谓当天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生态环境状况处于最好的地区之一,被誉为离天最近,离污染最远的地方。农户餐桌上多数食品源于净空、净土、净水和净心之生态和社会环境,当地将此称之为健康净土食品。再加之西藏各级政府建立了专门的食品安全监察机构,颁布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法律,中央政府对西藏农牧区实行食盐和茶叶专供,所有这些对西藏的食品安全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其中最有力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过去20年里,西藏不仅没有出现一起较为重大食品安全案列,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率一直排在全国各省区末端。

 

 

“穷人少”:从贫困发生率看农牧民的生计变迁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5.1引言

 

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长期以来西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一个行政区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农牧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在全国开展扶贫攻坚工程时,西藏自治区被中央政府认定为全国唯一集中连片的贫困省区。换言之,当时(1994年)180万[41]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没有超越国家颁布的贫困线,根据自治区地方政府的统计,当时有48万[42]农牧民尚处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境地。根据国家划定的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2010年底西藏贫困人口为83.3万人,占西藏农牧区总人口三成多[43]。可见,减少贫困农牧户数量,改善贫困户生活质量就成为西藏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农牧民高度期盼、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还有,西藏相对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西藏各族儿女的生计安全,而且直接影响着西藏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一问题如仍其发酵蔓延或处置不当,甚至将影响国家的整体利益。特别是当前,离2020年不到5年光景,西藏届时要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步入全面小康,最大之挑战就是西藏部分农牧区和农牧民仍面临的相对贫困。因此,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再度讨论西藏的扶贫减贫工作,十分迫切且尤为重要。

 5.2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减贫工作的简短总结

 

1984年年初,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制定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拨乱反正和治穷致富等一系列政策。以此次会议为标志,西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西藏至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的第一个十年,正值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发展尚处于新的起步阶段,百废待兴,百业待振,政府没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大规模的扶贫减贫工作。面对西藏农牧区的相对贫困,中央政府率先在西藏自治区免除农牧业税,西藏农牧民成为中国千年史上首批不交“皇粮”的农民。这一阶段的扶贫和减贫工作主要依赖政府民政部门提供的临时性救助扶住,且对象多为农牧区的特困户,救助目标聚焦于解决温饱问题。具体到社区,当时的扶贫措施可比喻为三板斧,一是春耕时节为贫困户提供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使其能够按时耕作。二是在青黄不接之际向贫困户提供口粮,帮助维持生计。三是在藏历年前夕为贫困户提供口粮、茶叶和酥油等,使其有基本生活资料迎接新年。

 

从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国家已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力开始强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在拥有一定财力以后,首先想到的是穷人的生计。上世纪90年中期中央政府在全国组织并发起了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西藏的减贫工作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被国家列为全国唯一一个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西藏的扶贫减贫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各级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减贫机构——扶贫办。从此,西藏各级政府有常设性的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和专项资金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扶贫减贫工作。这一时期扶贫减贫工作之着力点已从过去的临时性济贫、帮贫过度到了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能力。

 

从调查点的情况看,这一阶段与人印象深刻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三个贫困村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电力供应,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的方便程度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善。第二,在政府的支持下,三个贫困村的灌溉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其改善程度基本能够抵御频繁发生的中小旱涝灾害,农业产出实现了持续稳产和高产,粮食安全有了充分保障。第三,这一时期严格实施了义务教育法。为解决社区孩子上学远问题,各村孩子基本寄宿于坐落于中心城镇的学校,这一举措得到了农牧民、特别是贫困户的称颂。当时农牧区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饭的嘴多,干活的手少,可种的地少”。寄宿制教育连同“包吃、包住和包学杂费”这一举措,不仅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吃饭的嘴多”这一问题,而且将其从繁重的家务活动中解脱出来,有时间从事生产性活动。孩子在学校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

 

2005年—现在。西藏扶贫减贫工作除继续注重改善农牧区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外,一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使得减贫工作做到有可持续的制度保障,二是通过精准扶贫使得减贫需求和供给更加匹配。

 

建立了一整套可精确监测、精准制导、精确定位和精准有力的扶贫减贫体系。将减贫工作从整体推进和全面出击向重点扶持和精确扶住过度。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已完成全部识别建档立卡工作,将减贫任务逐级分解,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全面落实规划到户、做到措施到户、项目到户、帮扶到户。

 

建立了政府财政支付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已识别且立案的贫困户和“五保户“提供可持续的生计保障。包括针对特困户和五保户的最低生活保障供给,绝大多数农户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针对60岁以上人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了城乡间的对口扶贫机制,每一个政府机构有自己对口支援的贫困社区,每一个政府公务员有帮扶的贫困户。许多政府机构为还设立了专门的公益性岗位提供给帮扶社区。不仅如此,各个政府机构每年均要力所能及的从其行政经费中抽取部分用于对口扶贫,许多机构的公务员每年还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用于扶贫助贫。

 

建立了社区基础上的邻里帮扶机制、自治区经过精心组织和动员,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将家境状况不同的十户联为一组(牧区为五户一组)。使穷人在需要时,可以在生产、生活等领域随时得到本社区富人和能人的及时帮助。

 

建立了一套金融扶贫机制。西藏的金融机构根据农牧民的家境状况,将农牧民的贷款信用分为钻石、金卡、银卡和铜卡四种。具有钻石信用的农牧户最多可以从银行取得50万元人民币的低息贷款,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得到贷款的钻石户必须扶持最少两个贫困户。这一将金融服务与扶贫相捆绑的措施使穷人受益、富人发展、银行增效。

 

建立了非公共产品的准公共甚至公共化机制,增加对农牧区的公共供给。为改善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自治区借助中央政府给予的强大财政支持,将关系农牧户生计的一些非传统公共产品准公共和公共化并供给贫困农牧户。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始于2006终于2013年,政府累计投资280亿元的“安居工程”。借助这一工程,西藏230万农牧民圆了“新房梦”。从四个社区的情况看,所有农户均住上了新房,其中,贫困户的住房投入完全来自政府的安居工程。不仅住房,贫困农户所用种子、化肥和所饲养的牲畜不是政府免费供给就是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甚至连农牧民购买家具、电器和机械动力设备政府也给予一定的补贴。

 

 

5.3从实地调查看西藏的贫困发生率

西藏农牧户习惯用五根手指描述本社区农(牧)户的家境。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分别代表家境上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和下等的农牧户,农牧民心中的分配比例分别为10%、20%、40%、20%和10%。80年代中后期本研究团队在这些社区调查时看到,家境处于下等的那10%左右的农户家中一贫如洗,仓中没有存粮,社区没有电力,家中没有自来水,院中没有茅厕,照明靠油灯蜡烛,做饭用牛粪薪柴,住房低矮破旧且大多人畜混居。就处于中下等的那20%农牧户的生计而言,如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温饱基本基本能够保障。然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冻、暴雨和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常有发生。老百姓的体会是年年有小灾害,三年有中灾,五年有大灾害。旦有灾祸降临,处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那部分农户许多的生计将面临挑战。下表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研究团队根据当时入户调查得出的一个贫困发生率。

社区贫困发生率统计表(1989年)

农牧户类别

上上等

中上等

中等

中下等

下下等

贫困发生率

0%

10%

20%

50%

100%

占总户数比例

0

2%

8%

10%

10%

总贫困发生率:30%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之初,在本研究团队跟踪调查的四个社区中,贫困的总发生率为30%。其中,除10%的下下等农牧户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外,因天灾人祸等原因,每年还有50%的中下等农牧户、20%的中等农牧户乃至10%的中上等农户的收入水平跌落至贫困线[44]以下,生计重蹈贫困,需要依靠各种救助,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救助解决温饱。

2015年再次回到调查点走访社区和农户时,无论是社区的情况还是农户的生计状况已大有改观。所有社区有电力供应,有清洁卫生的饮用水,建立了社区卫生院,除ZXL社区外,其余社区均有黑色道路与县城相连。从农户的生活状况看,包括贫困户在内的所有农户住进了新房,户户用上了自来水,院中有茅厕,人畜实现了分离。

走进贫困户家中,藏柜、藏床、佛龛等常用家具基本俱全。进入库房,虽然存粮不多,但能够足以消费一到两个月的糌粑、大米、面粉和菜籽油等食物。去到厨房能看到天然气炉灶和电饭锅,过去的泥土炉灶已被铁制炉灶替代。打开藏柜,虽然凌乱,但塞满了家中成员四季用衣。与此同时,与1089年相比,社区的贫困发生率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见下表)。

2015年与1989年社区贫困发生率比较

农牧户类别

上上等

中上等

中等

中下等

下下等

1989年贫困

发生率

0%

10%

20%

50%

100%

2015年贫困

发生率

0%

0%

5%

20%

50%

1989年贫困户占总户数比例

0

2%

8%

10%

10%

2015年贫困户占总户数比例

0

0

2%

4%

5%

1989年社区贫困发生率:30%

2015年社区贫困发生率:11%

  5.4小结与评述

 

基于对西藏农牧区多年的跟踪调查,本报告认为,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西藏的扶贫减贫之成效可总结如下:

 

第一、贫困程度大幅度降低。具有中国特点、西藏特色的各种扶贫机制和手段不仅保证了既有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顾及到了新增返贫人口的生计。从四个调查点及其走访过的近100个村寨的情况看,没有看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农户成员,西藏农牧区已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第二、贫困发生率得到大幅度下降。从上表看,四个调查点的贫困发生率已从1989年的20%降至如今的11%,下降了19个百分点,降幅高达63.33%。其中,社区贫困程度最深的下下等和中下等农户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0%。从现阶段的情况看,贫困户的构成主要以老、弱、病、残等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和那些应天灾人祸导致入不敷出的家庭。

 

第三、代级间的贫困传承比例大幅度下降。西藏农牧社区之成员大都笃信藏传佛教,人们深受藏传佛教倡导的因果报答和转世轮回观的影响。在一些社区成员看来,农户穷困潦倒的根源在于前世或今世作孽,一些贫困户不仅在经济上拮据,在精神上也多多少少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歧视。不仅如此,有个别成员也认为只有今世的穷困,方能洗清前世的“罪业”。自身就缺乏脱贫的意愿、勇气和动力。因此,将一些特困户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从物质层面赋予了他们相对富足的生活的同时,从精神层面上使其作为过上了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但凡到过西藏农牧区,对农牧区进行过考察的多数国外学者更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2014年,为考察气候变化对当地农牧民生计的影响,本研究团队成员曾陪同几位来自欧洲和南亚的学者前往了西藏多个农牧社区考察。海外学者来到贫困户家中,看到贫困户所新建住房与其他农户的没有差别,贫困户家中基本生活用品基本齐备,甚至家家有卫星电视接收器,户户有平板电视时,对眼前的情况难以置信。贫困户告诉我们,新房是政府投入修建,生活用品大都来自对口援助机构和个人,每月人均有四五百元的低保收入,吃饭没有问题。陪同我们的村长告诉我们,政府经常来人看望贫困户,事先要联系贫困户和村领导,问问贫困户家中缺什么,缺什么他们就带什么。他还指着厨房里的一口高压锅说,我们做饭的锅都是习主席前几年来西藏时送的,每个农户都有份。看到贫困户的实际生活状况,听完贫困户和村长的介绍,海外学者对西藏农村的减贫工作非常信服。一位来自印度的学者讲:“中国政府对西藏西藏农牧区所做的减贫工作堪称国际典范,非常值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环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学习和借鉴”。一位来自尼泊尔的学者在加德满都召开的一次山地国家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公开讲:“中国政府已经在西藏消灭了贫困”。

 

“有闲暇”“从闲暇量的变化看西藏农牧民的生计西藏农牧民民生发展报告——从农牧民的视角看变迁

 

6.1引言

 

闲暇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45]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一定会大打折扣。

 

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快乐的心理状态。由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发育程度地区的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就幸福的内涵和外延而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希腊伟大哲人亚里斯多德认为:“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46]就人的需求而言,就不能不提到当代著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即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可以可以分为六个层次(见下图)[47]。最基本的是生理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后是满足安全需要,有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超然存在的需要。

 

从西藏的实际看,西藏居民、尤其是生活在广大农牧区的农牧民对于幸福也有自身的感知和诠释。许多农牧民,尤其是那些在家庭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对幸福的诠释可以总结为:幸福的基本层次,有更多可占有的劳动成果,做到衣食无忧。幸福的中等层次,有更多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可以享受劳作以外的娱乐生活。更高层次的幸福,不仅能够享受今生的幸福,更期待来世更加美好的生活(见下图)。

 

马斯洛需求层次西藏农户的需求层次

 

  

6.2农户劳作投入和闲暇产生的机理 

将西藏改革开放初期和当前农户对重大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时间投入及投入方式做一个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对闲暇做一个量的评估,还可以发现闲暇产生的机理。

在西藏的自然环境和生计模式制约下,按照耗时、耗力的程度排序,农户们普遍认为,最耗时间和精力生产生活活动莫过于耕种、秋收、打场、畜牧、采集燃料、背水、提取酥油、炒青稞、纺织这九项。

●耕种、秋收和打场。农以耕为本,作为农户,通过春耕秋作获取生活资料是最基本和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大多数地区农户的春播主要靠牲畜、秋收靠镰刀,打场靠人力,一个家庭对这些重要劳动环节的投入大致分别为25天,而且是高强度的劳动。30多年过去,西藏农村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农户拥有的现代生产机具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表2为本研究团队对四个调查点生产性机具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后统计的数据:

表2:1985年和2014四个社区拥有机具统计情况

年份

户数

拖拉机

汽车

播种机

收割机

扬场机

1985

253

18

7

7

0

7

2014

337

267

38

87

63

12

从中可以看到,2014年,拥有337户的四个调查点社区中,拖拉机、汽车、播种机、收割机和扬场机的存量分别较1985年增加了14.8倍、5.4倍、12.4倍、63倍和1.7倍。值得一提的是,诸如收割机、脱粒机等大型机具,多数来自政府的无偿赠与。当前,除少数不适应机耕的坡地外,四个村80%以上的春播和秋收,90%以上的脱粒和打场实现了机械化。农户投入到耕种、秋收和打场的平均时间从过去的25天左右减少至当前的10天上下,不仅劳动时间缩短了150%以上,劳动强度也得到了大幅度降低。

●放养牲畜。牲畜是西藏农牧民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之一,即便是在农耕较发达的河谷地区,也没有不从事牧业的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四个调查点超过80%的农村人口除了农耕,还要兼营畜牧业,还有不到15%的人口是不从事农耕,逐水草而牧的纯粹意上的游牧民。农户通过牧业生产得到最重要优质营养——酥油,得到最重要的生活能源——畜粪,得到御寒物品最重要的原料-------畜毛、畜皮。因此,西藏的农村畜牧业对于农户维持生计、图谋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农牧互补[48]更是西藏农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规律。农作物生长时期,农户在本社区附近空闲的坡地、山地放养家畜。秋收后,在耕地及其附近放养牲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藏农户家中的调查日志清楚的记载:“每年,多数农户需要半个劳动力、90天的时间用于畜牧”。之所以记载的是半个劳动力,是因为当时西藏还未颁布和执行义务教育法,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46%[49],在田边山坡活跃着许多牧童的身影,未成年人担负着放养牲畜的主要任务。30年过去,时过境迁,如今,农村社区主要采用各户成年人联户轮流放牧,很难再见牧童的身影。如表3所示,2014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入学率分别达到99.6%和92%[50]。据农户介绍,如今每户需要派出一个劳动力并大致投入30天用于畜牧业,比改革开放初期的45天,少投入15天。

学龄儿童都去学校,必然导致农户非成年劳动力的减少,即便如此,农户用于畜牧的时间还减少了50%。我们询问时农户的答复是:虽然孩子都去学校,但近些年农村兴办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帮助农户照顾了孩子,节约了管护孩子的时间,使得家中的全劳力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生产。不仅如此,许多农户讲,“管护孩子,学校比我们农民做得好,孩子在学校不仅学到了文化,还养成了许多好的习惯。比如,孩子上学回到家中不仅自己刷牙,还告诉家长不刷牙的危害,督促家长刷牙。

表3:两个时段西藏入学率和升学率比较表

年份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初中

入学率

高中

入学率

1985

46%

44.9%

49.4%

2014

99.6%

92%

54.1%

●采集燃料。当前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为12.11%[51],较全国21.63%的低78.61%,且林地主要分布于人烟稀少,海拔较低的东南部边缘地区。西藏大部分地方的居民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再加之缺煤少油,农户的生活能源长期依靠牛粪和薪柴。获取生活能源事关农户的生计,同时也是一项既占用时间又消耗精力的重要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藏农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农户就要派出家中最强壮的劳动力,骑马赶驴去长有灌木荆棘的山地采伐薪柴。而拾牛粪的工作一般是由家中未成年人或妇女担任。据农户介绍,当时,一个农户家中大致需要一个劳动力,投入30—40天方能基本满足其生活能源的需求。如今再去西藏农村,农户家中墙头、院角的薪柴和牛粪堆积数量至少减少了60%以上,家中炉灶的种类增加,除仍然使用牛粪和薪柴的传统土灶[52]和钢炉[53]外,几乎所有农户的院落都摆放有太阳能灶:表4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四个调查点已经有50%以上的农户使用天然气灶,近30%的家庭装备了电磁炉。考虑到农户必须依赖燃烧值更高的薪柴炒青稞,为减少农户对薪柴的依赖并提高效益,政府还请相关机构研制了具有鼓风设施且可用牛粪和秸秆助燃的炒青稞炉灶。据农户介绍,2000年以后,为保护环境,政府颁布了法律,禁止农户采掘灌木、荆棘和草皮。随着电力建设的加速,农户现金收入和天然气销售网点的增加,夏秋季的生活能源主要依靠太阳能、天然气和电力,但冬季取暖除依靠阳光外,还需要烧牛粪。2014年,人们采集燃料的主要工作就是拾牛粪,对其的劳动投入最多不超过20天。

表4:1995、2005和2010年四个社区农户拥有天然气灶比例

年份

ZXL

CBL

CD

LPG

1995

5%

8%

6%

0%

2005

20%

30%

25%

10%

2010

70%

90%

86%

50%

●提取酥油。西藏牦牛广为人知,然而牦牛生长在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山高山草地。在人口分布最多的河谷农耕地区,最常见的家畜就是藏系奶牛。这种奶牛体格和产奶量虽不及牦牛和其他大多数品种的奶牛,但其特点是适应能力强,杂食、食量不大,不易生病。产奶量虽然不多,但脂肪含量高。农户养牛,主要目的不是食肉,而是取奶提油,就是提取酥油。值得说明的是,长期以来,酥油占据着藏民族食物链中的制高点,酥油茶是农户餐桌上最常见、具最营养、最具热量的食物,用当前时髦的网络语言形容,酥油就是最给力的一种食物。用酥油制做的花灯是藏族文化中一个灿烂的瑰宝,酥油还是信教民众用于礼佛的重要贡品。实际上,可以将农户酥油品种和数量的消费量用于测算农户的家境和生计状况[54]。

提取酥油就是将新鲜牛奶倒入高150厘米左右,直径在15—20厘米左右的圆柱形奶桶中,而后用一根前段装有圆盘的木棒上下用力搅动二三百次,休息片刻,经过这样三四次的反复搅动,酥油就从牛奶中分离出来。据农户介绍,5公斤牛奶大致需要3—4个小时的搅动,方能出油,劳动强度很大。每到产奶的夏秋季节,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劳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提取酥油采用人力搅拌的方法,一个强劳动力每年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时间投入大致为180—240小时。2000年以后,随着西藏绝大多数农村有电网覆盖,农户收入增加,牛奶分离器供应充足和价格降低,牛奶分离器已经走进了普通农户。如今,在调查点看到,有近40%的农户购买了这种器具,只需按动开关,20分钟就可完成过去一个强壮劳动力需要4个小时的工作。没有购买这种器具或购买不起的农户经常是通过亲情关系、邻里关系和劳动交换,从其他农户借用此器具用于提取酥油。当前西藏农户投入于提取酥油的劳动时间已经从过去的每年180—240小时缩短到20——30个小时。

●背水。水孕育了生命,滋润着大地。西藏高原江河纵横,是亚洲诸多江河的发源地。西藏又被誉为离天最近的地方,是地球上远离工业污染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水源总体上保持着原生状态。然而,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依靠铁桶或木桶背水,基本饮用地表水。我们清楚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与农牧民同吃、同住的那段时期里,每每清晨,吵醒我们的多为水桶碰撞水缸的声音,家中的饮水主要依靠强壮劳动力去附近的小溪背回。严冬时节,许多地区天寒地冻,农户不得不在河里凿冰取水。夏季,需要在家畜出门、水源被其污染前取水。如遇下雨,小溪浑浊,农户就将水背回储存于水缸,通过简单的沉淀后饮用。背水是农户家中一个常见的费力、费工的家务劳动,每天需要花费一个强壮劳动力大致一个小时的工作,一年就需要花费365个小时。因为饮用水的问题,调研组成员常有人腹泻,去农村调研需要携带许多药品。还是因为饮用水的问题,使得西藏成为中国大骨节病(Kashin–beckdisease)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地区。在我们长期跟踪调查的十个社区中,LBG社区就是一个大骨节病发病地区。1985年,在这个不到30户的小村里,有13位成年患者,还有2位不到10岁的孩子,骨节开始凸起,已有患病征兆。有的患者虽已成年,但个头不足130厘米。这些患者不要说劳动生产,生活自理也有困难。为了防病需要,在社区成员的要求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斥巨资将LBG社区的农户从半山腰搬迁到了紧邻拉萨河旁的一个地方。饮水改变对防止这种流行多年的疾病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2014年,我们长期跟踪调查的四个社区与西藏其他多数农村一样,已经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水源为附近山间引入的泉水,不仅水源干净、卫生,水质还含有多种有利于健康的矿物质。在LBG社区,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再也没有染上大骨节病的记录。

●纺织。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依靠传统农牧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果腹依靠农耕,遮体依靠家畜皮毛。即便是在各种现代纺织品已充斥西藏市场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中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户仍然喜好用当地羊毛和牦牛毛织成的氆氇、围裙、羊毛被、羊毛地毯和牦牛毛毯子等。社区的农户认为,用当地羊毛、牛毛纺织的用品,无论从御寒性、防潮性还是耐用性均远远强于市场出售的现代纺织品。不仅如此,农户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的花色和式样进行设计和生产,可以将藏民族和社区流行的历史文化符号和个人偏好融于产品中。即便是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的绝大多数农户家里还是有几件这样的纺织品。然而,并非所有的农户家中都有具有纺织技能的成员。比如在ZXL社区,几乎家家拥有纺织能手,这里的许多成年人行走时都在边走道,边纺线。其缘由就是西藏民主改革前,这里是西藏地方政府指定的专供生产基地之一,那时西藏的达官贵人所穿着衣装之面料——氆氇大多产自该社区和附近社区。作为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指定生产社区,ZXL及其所在地区的纺织历史非常悠久,其产品蜚声西藏和四省藏区,即便是今日,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但在西藏的绝大多数农村社区,情形就不相同。比如在我们长期观察的另外三个社区中,只有30%左右的农户家中有传统纺机和具有纺织技能的成员。可社区农户家中几乎家家有羊毛被、羊毛毯等传统织品,其绝大多数并非通过购买实现,而是通过劳动交换拥有。也就是您家帮我纺织,我家帮您干其他工作。因此,通过劳动技能和不同劳动时间的交换互通有无仍然是西藏农村社区的一个特点。换言之,虽然多数农户自己不从事纺织工作,但需要相应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从调查点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户用于纺织的时间投入在20天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多数农户家里积攒有一些自产的纺织品,但就数量而言基本为人均一条,纺品就是御寒品。如今再去这些社区,除个别生计尚有困难的农户外,多数农户家中积攒了许多还未使用过的羊毛被、羊毛毯等纺品,且整整齐齐叠放于主卧显眼位置,上面没有任何遮挡物。比如,在相对贫困的LBG社区,长期接待我们的一个拥有8口之家的农户,在其经堂已经陈设了21条羊毛被,34条牛毛毯,大多从未被使用,即便这样,这家还在通过劳动交换继续添置织品。当被问及为什么时,户主告诉我们:“生活就是吃穿,日子要好过,青稞要满仓库,厨房要有红铜水缸,橱柜要堆放大大小小的铁锅,卧室和经堂要陈设花花绿绿的织品,这表示生活红红火火”,自己看到舒服,别人看到羡慕”。

●炒青稞。青稞(hullessbarley)是青藏高原上种植约有3500年的历史,西藏和平解放以前,青稞不仅是藏民族主要粮食作物,还具有货币的功能,被农牧民作为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的一般等价物。即便当前,糌粑仍然是藏民族餐桌上最重要的主食,其制做需要将青稞在自己家里洗净、晒干、炒熟,而后送去水磨坊将其磨成粉状。糌粑要好吃,炒制是关键。对农户而言,炒青稞也是最费工、费力的环节。过去,完成这一环节主要使用一口直径在40厘米左右,传热效果较好的浅沿平底铜锅,在自家院落或室外找一个空旷地带,用石头架一个简易炉灶。由于牛粪火力不足,秸秆燃烧时间太短,炒青稞要以灌木荆棘等薪柴为燃料,一点一点的用旺火翻炒,炒50公斤青稞一般要大半天时间。一天下来,长时间烟熏火烤后,炒者大都眼圈发红,鼻孔发黑,一身烟尘。虽然户均每年用于此项工作的总时间投入在100小时左右,但劳动者受到的煎熬却高于其他许多工作,当与农户谈及这一工作,许多人甚至表现得有点望而生畏,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为之。2000年以后,随着政府的公共服务对农牧区的延伸,特别是电力供应在农牧区的普及。西藏的农业科技部门研制了一种带有电力鼓风设施的滚筒式炒锅。这种锅一次可以炒5公斤左右的青稞,可以用牛粪秸秆替代灌木荆棘等植被。据农户介绍,使用新型炒锅后,现在每户最多用20个小时的时间就可炒完自家需要食用的青稞,此外,炒者还可免去烟熏火燎的煎熬。2014年,四个调查点社区中,已有三个社区的农户用上了这种新型炒灶。劳动力强调大大下降。 

6.3结论与评述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用表5总结1985年到2014年间西藏农牧民劳作投入的变化情况。

表5:西藏农牧民劳作投入时间和方式变化表

劳动内容

劳动方式及其变迁

估算的时间投入量

时间投入

比较

1985

2014

1985

2014

播种

主要依靠蓄力

机耕机播为主

120小时

60小时

减少50%

收割

依靠人力和畜力

基本依靠机具

120小时

24小时

减少80%

打场

依靠人力和畜力

基本依靠机具

180小时

36小时

减少80%

畜牧

未成年人放养

成年人轮放

1080小时

720小时

减少33.3%

采集燃料

依靠畜力

畜力和机具

结合

240小时

60小时

减少75%

提取酥油

依靠人力

人力和机具

结合

180小时

30小时

减少83.3%

背水

依靠人力

无需背水

365小时

0小时

减少100%

炒青稞

传统炉灶

人力和机具

结合

100小时

20小时

减少80%

纺织

人力

人力

240小时

240小时

减少0%

综述或

合计

以人力为主

机具为主,人力

为辅

2505小时

1130小时

减少54.9%

根据上述分析,与1985年相比,2014年,四个调查点农户九项重要劳作投入的时间为1130小时左右,较1985年的约2505小时减少了了54.89%。其中,由于农户引进了大量的现代机具,在播种、收割和打场三个重要粮食耕种环节,一个农户在这三个环节上的时间支出从1985年的420小时减少到目前的120小时,时间投入下降了71.4%,劳动方式也从过去的人力为主,过度到了当前的以机具为主人力为辅。值得一提的是,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报表看,西藏农村的机械动力从1985年的32.73万千瓦增加到2013年的578.33万千瓦(见图1),增长了17.67倍,远远超过同期全国同期4.97倍的增幅。2013年,西藏一个农户平均拥有的机械动力为10.73千瓦,较全国农村户均拥有的1.1千瓦高出近10倍,这一数据让人叹为观止。

由于现代机具和新型能源的引入,社区饮水工程的建设,2014年农户在燃料采集、背水、打酥油和炒青稞这些领域的时间投入较1985年减少了885个小时,仅此一点就可得到一个月多一点的闲暇,再加之在生产性领域劳动投入的减少,一个农户一年可以得到1375个小时的闲暇,每天可以为农户成员增加近4个小时的闲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九大劳作投入被农户视为民生这部长卷中重要的篇章,但仍还有许多章节本报告未有提及。从总体上看,四个社区近8成农户认为,当下农户用于应对农牧业生产和家庭生活的时间支出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少下降了70%,如果不从事传统农牧业以外的其他工作,闲暇时间最少增加了3倍。

就用于纺织的劳动时间投入而言,大多数农户的回答是与过去相同,但劳动的目的和境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农户投入时间获取织品是为了御寒,是为了使用价值。如今,农户更多的是为了装点生活,是为了传统的文化价值,用马洛斯需求理论解释,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综上所述,运用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看到西藏农户在不同时期对闲暇的占有,而且还展示了不同时期西藏农户劳动方式的变迁和劳动态度的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可以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劳动成果和收益,同时可以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闲暇,无论在哪个国度或是哪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眼中,均将此认定为发展、生计改善和增加幸福的重要标杆。因此,在CCTV、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联合进行的百姓幸福感满意度调查中,拉萨从全国104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多年荣获“百姓幸福感最强城市”第一名。

 

引用文献:

[1]本研究受助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且为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JBGP022。

[2]罗绒战堆,又名张明,男、藏族、博士,1962年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现任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涉藏问题研究平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李中锋,四川大学副教授,校办主任。邓梦亭,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陈潮、张金兰“先秦民生概念与民生思想初探”,原载《现代哲学》,2011年第六期

[3]陈潮、张金兰“先秦民生概念与民生思想初探”,原载《现代哲学》,2011年第六期

[4]《2015年西藏统计年鉴》2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北京出版。

[5]《2015年西藏统计年鉴》12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北京出版。

[6]见《1990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北京。

[7]《worldHealthStatistics2014》,见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ttp://www.who.int/gho/publications/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14/en/,

[8]这些社区在历史上与西藏有较深的渊源,即便今日,其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紧邻其边境的中国藏族居民基本相同。

[9]所到地方包括海拔4500米以上的西藏那曲安多县牧区,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的农牧区,以及本研究团队长期跟踪调查的四个社区(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村,拉萨市墨竹工卡线伦普岗村,拉萨市林周县春堆村,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扎西林村)

[10]MelveyGoldstein等著,海淼译,载《民族译丛》78页,1993年第3期。

[11]黄荣清,“西藏人口死亡率水平及其特点”93页,《中国藏学》1990年2期。

[12]新华网:“西藏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降至历史最低值”,http://www.kftv.net.cn/NewsLookAction.action?news,2015年1月14日。

[13]2001年农牧区居民年人均医疗补助标准由原来的15元提高到30元,2002年提高到40元,2005年提高到80元,2006年提高到90元,2007年提高到110元,2008年提高到140元,2010年提高到180元,2011年提高到260元,2012年提高到300元,2013年提高到340元,2014年提高到380元。

[14]数据来源,本研究团队对西藏那曲地区安多和阿里地区普南县牧区的第一手调查访谈。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性选择》,http://www.tibetol.cn/html/2013/ylws_0427/710.html。

[16]该数据为1990年的数据,来源同注5.

[17]同注3

[18]同注3

[19]中国新闻网:2013年07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df/2013/07-23/5076089.shtml

[20]百度文库:《2012世界各国平均寿命排行榜》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b6EQiS5SejkWavE

[21]据《1990西藏统计年鉴》、《2001年西藏统计年鉴》和《2004年西藏统计年鉴》“人民生活”部分整理。[22]指用实物对劳动进行支付。历史上,农区或半农半牧社区成员就经常去牧区,为牧民提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诸如纺线、鞣皮、修房等服务,牧民用畜产品进行支付。

[23]1959年的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2013年和1985年的数据分别源自《2014年西藏统计年鉴》和《1990年西藏统计年鉴》人民生活部分。

 [24]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M】财政部分,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北京。

[25]即“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这三个时期。

[26]白玛平错,《2003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西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2005年7月。

[27]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牧民增加收入的意见》,《西藏日报》,2007年10月15,第一版。

[28]拉日铁路,线路东起青藏铁路终点拉萨站,西至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市,于2010年9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铁路全长253公里,投资108亿元,计划2014年建成通车。

[29]陈建、张伟撰文:“全球饥饿人口超8亿,亚洲占5.26亿”。原载2014年9月22日《经济日报》。

[30]《2013西藏统计年鉴》,179页,17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7月,北京.

[31]三大领主:寺庙的高僧,地方政府的高官和当时的贵族。旧西藏时期这一阶层的人数仅占当时人口总量的5%,但却占据了耕地和牧场等重要生产资料的95%。

[32]见黄万纶编著《西藏经济概况》18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拉萨第一版。

[33]1“藏克”青稞和小麦等于28市斤,1“藏克”油菜等于24市斤。1“藏克”豌豆等于30市斤。

[34]《1990年西藏统计年鉴》21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7月,北京.

[35]《2014年西藏统计年鉴》178页,18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7月,北京.

[36]翟凤英等著:“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年7月第26卷第7期。

[37]西藏农户所养牲畜多为藏系黄牛、绵(山)羊和猪,体量较小,屠宰多选择在初冬季节,此时屠宰一是牲畜膘肥体壮,二是冬季易于储存肉类,特别是可以将鲜肉加工成风干肉,以备春夏食用。屠宰大多要请屠夫,多数农户是将牲畜头颅和内脏作为屠宰费支付给屠夫。一般而言,1头黄牛、一头猪和1只羊所产出的净肉分别在50公斤。20公斤和10公斤左右。

[38]藏语,一种用牦牛毛编制的投石器。

[39]可参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编著《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一版,87页,209页。

[40]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

[41]见《2000年西藏统计年鉴》,人口部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7月,北京。

[42]将2001年3月2日《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41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43]《201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原载《201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6月,北京。

[44]1986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为206元,2007年为785元;2000年的低收入标准为865元,2007年底为1067元。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48]见罗绒战堆“藏族地区‘惜杀惜售’问题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

[49]《1990年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44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北京。

[50]《2014年西藏统计年鉴》,第28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北京。

[51]中国行业研究网载“2010-2015年西藏森林覆盖率预计”,http://www.chinairn.com/doc/4080/622408.html

[52]用土石建造的炉灶,炉膛较大,置于厨房,主要用于冬季做饭、烧制青稞酒,非常适合牛粪燃烧。

[53]用铁皮打造的炉灶,炉膛比土炉还大,主要用于冬季做饭、烧制青稞酒和取暖,非常适合牛粪燃烧。

[54]罗绒战堆著:《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北京。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亚伯拉罕.马洛斯《人类激励理论》,北京,经济出版社,1984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3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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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85年西藏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14年西藏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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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吉才旦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罗绒战堆等著《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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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3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7月。

黄万纶编著《西藏经济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拉萨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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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怀远主编《西藏农牧区改革与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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