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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网:藏学专家朱晓明:“民主”是蒙骗国际视听的外衣
发布日期:2014/4/3  点击次数:1297

          在今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前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晓明出版了新作《西藏前沿问题研究》。书中针对55年前的那段历史,阐述了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及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并对达赖集团所鼓吹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剖析。

  1959年3月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平息叛乱后,在西藏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解放了百万农奴,实现了西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却声称“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我正准备改革,”且达赖集团也把这位当年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总代表说成是“实行民主的代表”,“民主始终是达赖喇嘛的理想”,并称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中推行民主”。

  1959年前“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

  朱晓明在书中指出,1959年前,西藏的土地和人民被分封给西藏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他们占不到西藏人口的5%,可以任意支配农奴的人身,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像牲畜一样,被买卖、转让和交换。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农奴主和奴隶的不同等级,贵族的子孙永远是贵族,而农奴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永无出头之日。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法庭和监狱,大寺庙和大贵族也设有自己的监狱,随心所欲地对敢于反抗的农奴实行野蛮专政。

  书中提到,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宗教不仅是精神信仰,而且成为政治经济实体,寺庙中存在着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和封建特权。文化专制不可能给人民提供自由选择信仰的机会,更谈不上拥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广大的农奴没有基本的人权、一贫如洗。十分之一的青壮年入寺当僧尼,既不从事物质的生产,也不从事人类自身的生产,造成西藏社会人口萎缩、经济凋敝。

  而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首领达赖喇嘛,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民主”和奴隶的“人权”。“事实上,1959年十四世达赖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正是由于害怕民主改革,反对民主改革,在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才流亡国外的。”

  朱晓明在书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现代的世界人权保障文书已有100多个,其中涉及人身权利、废除奴隶制等的宣言、公约和宪章有多个。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56年,联合国颁布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之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中,对“农奴制”专门做了界定,指出它是与奴隶制相类似的奴役制度,属废除之列。”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56年4月30日通过的《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中提到的“土地承租人”,即农奴,没有生产资料,“须在他人所有之土地居住及劳作”,且“不能自由变更其身份。”文章强调,“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无疑属于这种状况。”

“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

  实际上,达赖所主张的“民主”的实质就是为了恢复政教合一的制度。书中说,达赖集团于1959年流亡国外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基本政治框架。在其“西藏流亡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赖是精神领袖,“拥有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也往往由高层喇嘛担任,十四世达赖的兄弟姐妹都先后担任要职,把持着“流亡政府”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大权和主要经费渠道。

  尽管近年来达赖集团表面上仿效西方实行“民主改革”、“三权分立”,即“噶厦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和“最高法院”,但实际上达赖依然保持着最终的决定权。但在2012年1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突然被解雇后,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藏专家史伯岭在《西藏政治评论》中撰文称,虽然已于2011年宣布“退休”的达赖,“决定利用其权威和影响平息对此事的不满”。美国藏人作家嘉央诺布认为,“晋美解职争议及其引发的讨论暴露了西藏流亡政治缺乏透明的问题”。

  据肯尼亚综合地域情报网2013年6月报道,很多居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数10年的西藏难民因缺少必要的身份文件,无法正常生活。一位名叫巴等喇嘛的藏人说,“没有出生证明,我不知道该属于哪里。在这里我没有未来。”这些人梦寐以求的就是申请所在国国籍,以获得安全感和利益,但这一愿望却被“流亡政府”想方设法的阻止而破灭。2012年,“西藏流亡议会”头目重申,“藏人们在所在国应该保持难民身份,否则西藏境内的同胞“会失去希望”。

  据加拿大故土网2013年3月报道,流亡在外的藏族人大多数都面临失业、贫困和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很多家庭的孩子很小就被送出去流浪,变成了孤儿,藏族儿童依靠国外的赞助和支持经费才能接受教育。今年1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一位名叫扎白丹增的美籍藏人去年10月来到一所流亡藏人难民营,看到“营地一贫如洗”。“我看到很多人身上长着褥疮,患有白内障、肺结核,没有食物,到处是老鼠和虫子,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去补偿那些因持有居住证而无法工作的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顾问莫拉·莫伊尼汉在《流亡中的藏人—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居住证》披露,在流亡政府2010年发布的人口统计报告中显示,所有的调查都证实绝大多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流亡藏人都生活在贫困线附近,尽管得到当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国外紧急提供的教育和培训。但是,众多流亡政府头目们“都拥有外国国籍”。就连流亡政府头目本人的妹妹、叔叔都已在美国为他们的家人挣得了财产。2007年,他本人也获得了立即申请美国绿卡并获得美国国籍的许可。

  2013年9月,“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流亡中的民主”的报告提到,截止到2011年,在流亡藏人实行的“定居点选举”中,只有四个选举出了定居点官员。有些过去尝试但失败的地区,已要求流亡政府任命一名地方官员。报告指责该失败“是由于藏人惧怕定居点官员,就像‘惧怕’达赖喇嘛代表一样。”

  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在2011年9月出版了《并非如此禅》这本书中分析了达赖集团“三权分立”的性质。他说,在“流亡政府宪章”中,“佛法,及宗教戒律将高于世俗法律(如果在法国,将招致强烈抗议)……议会的决定需要得到达赖喇嘛的同意方能成为法律……行政权归属达赖喇嘛。”马克西姆强调,达赖喇嘛不得不让人说,这个宪章只涉及他的流亡政府“王国”,而不会在西藏实施。

  朱晓明在著作中指出,“不论达赖集团为自己贴上多少民主的装饰,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仍然是一个上层僧侣贵族联合的统治机构。世界上有政教合一、僧侣贵族联合统治下的“民主”吗?书中强调,达赖集团奢谈的“民主”与西藏和藏区早已实现了“政教分离”、完成了民主改革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相比,“只不过是用来蒙骗国际视听的一件廉价的外衣而已。”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写到,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政权。1965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西藏人民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朱晓明在书中也介绍说,从1959年民主改革至今,西藏已经进行了多次各级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县级及以下实行了直接选举。1990年春,拉萨曲水县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在新华社题为《不再是奴隶的人们》的报道中,一位叫平措的老人,过去是达那庄园的奴隶。他说,“今天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真正能为群众办事的人当代表。”

  2014年3月11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马赤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在2012年西藏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4%以上。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自治区成立以来,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82.05%,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0.6%。

  除民主选举外,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西藏自治区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根据本地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60多年来,在中央和全国各省份的关怀下,特别是对口援建省市的资金技术投入,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安居工程、十五年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保障等等措施的实施,使藏族人民过上了好生活。

  据新华社今年3月27日报道,西藏山南地区哈鲁岗村,是昔日有名的“乞丐村”,如今走上小康路。58岁的农奴后代曲吉家有一辆小车、两辆工程车,儿子跑运输年收入60多万元。曲吉说:“黑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的心态跟年轻人差不多,想再打拼一下。”

  最新统计表明,2013年西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2561元,增速首次排全国第一;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578元,增速排全国第二。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硕果:农牧民免费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僧尼养老保险、应届高校毕业生全就业、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等等。与此同时,全区88.7%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居,173万人的安全饮水和67万人的用电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正如2013年10月发表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中提到,60多年来,西藏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是在全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建立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西藏的发展进步实质是人的发展和人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伟大实践。西藏的发展表现为人民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表现为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是人民摆脱宗教神权奴役、追求做人尊严和价值的胜利。西藏人民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确保少数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

  根据朱晓明在书中的论断,达赖集团所鼓吹的“民主制度”是为了“借机炒作西藏问题,防止被边缘化,企图以此证明达赖集团存在的价值,配合国际上某些敌对和反对中国的势力,欺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经费的支持。同时,也替达赖开脱,借以平息国外部分藏人对达赖的失望。他强调说,“我们不能天真地被达赖用自由、民主、民族和宗教的幌子模糊了我们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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